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融资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对企业投资造成障碍，进而会对企业发展产生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优化无还本续贷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和机制安排出台落地，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资源投入。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全球经济格局也在出现空前大变局，民营经济既迎来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结构性矛盾与转型阵痛交织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特聘教授巴曙松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民营企业结构性融资约束尚未根本缓解，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国企高出1.5至2个百分点，且信用贷款占比不足30%，折射出传统信贷供给与民营企业轻资产特征的结构性错配。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动能呈现阶段性下滑的特征，民营企业还普遍存在治理能力短板。而在新的全球格局下如何顺利出海布局，也是民营企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银行应坚持长期陪伴民营经济的成长，不仅在企业发展的顺境时期提供支持，更要在企业面临困难时给予帮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周道许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这要求银行具备长远眼光，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耐心等待和培育其发展潜力，通过提供连续性、稳定性的金融服务，与民营经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挑战。
构建更加适配的民营经济信贷供给体系
当前，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本质上是金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足的体现。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创新融资供给机制，优化信贷服务流程，推动降低民企融资成本，构建更加适配民营经济的信贷供给体系。
在巴曙松看来，商业银行应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痛点，在提升信贷服务质效方面重点发力，优化信贷资源的配置。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针对民营企业设定合理的信贷配给机制，提升对于民营企业的服务覆盖率和信贷可得性大牛配资，例如，对专精特新、绿色制造等战略领域实施穿透式信贷直达，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占比。二是优化民营企业信贷响应机制，考虑建立民营企业快速审批通道，尝试推行“平行尽职审查+时效监督”双轨机制重构审批流程。三是构建适用于民营企业的信用评估框架，突破传统财务指标依赖。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效率偏低的核心症结在于风险评估维度单一，未来可以通过将知识产权价值、研发投入强度、供应链稳定性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估体系，缓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巴曙松说。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重磅政策文件还是专家建议中，都多次提到民营企业“首贷”问题。“首贷”即首次贷款，是指在征信报告中无贷款记录的企业首次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数据显示，民营小微企业获得首次贷款后，后续再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而且贷款利率有望下行，贷款速度也将加快。
“应将破解首贷难问题作为支持民营小微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花大力气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产品服务、考核激励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商业银行可制定更加明确的首贷投放计划，在信贷规模、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等方面进行专门安排，主动破解信息不对称，加大行内数据整合应用，并对接支付类数据、政务类数据、商务类数据等“替代性数据”，研发针对性产品，更好地满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民营企业数量众多、行业分布广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融资诉求也各不相同。对此，专家建议，银行可以开发多样化的信用贷款产品，创设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民营经济的专属贷款，确保贷款产品与企业需求相匹配。
周道许表示，银行可以采用“生命周期适配模式”，在初创期提供纯信用“孵化贷”，成长期提供订单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成熟期提供并购贷款；结合采用“行业适配模式”，为外贸企业提供出口信贷，为科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推出创新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如应收账款融资、预付款融资等，通过核心企业的信用背书，为上下游民企提供“1+N”链式担保，对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企业优化资金流。
“商业银行应有效识别企业需求，创设投资动能激活工具，赋能企业治理结构优化，实现金融资源配置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匹配。”巴曙松表示，一是构建分层分类的服务体系，实现精准施策。如对于初创类企业，可以考虑提供无担保创业贷款，助力初创类型企业迅速发展；对于成熟企业，可以考虑有担保的较低利率的贷款，为企业提供合理的流动性；对于小微企业，应简化信贷流程，降低综合成本。另外，还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职能，创设投资动能激活工具，例如可以通过开发“研发投入贷”“技改投资贷”“设备更新贷”等专项产品，引导企业在关键领域增加投资。
除了信贷融资，还应进一步畅通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间接融资方式，在这一方面，银行可以做得更多。周道许提出，银行可以利用自身在债券市场的专业能力和资源，为民企提供全方位的发行辅导服务，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还可以通过信用增进服务，提升民企债券市场认可度和信用等级，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和参与。在股权融资方面，银行可以积极参与投贷联动，与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合作，共同为民营经济提供股权融资和贷款相结合的融资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水平并不低，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有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性更强，而中型民营企业融资获得性偏弱。
“中型企业数量少于小微企业而个体金融需求远大于小微企业，但不具有小额分散的普惠金融经营特点，无法充分享受普惠金融政策。”董希淼表示，应重视中型企业融资问题。一方面，金融管理部门可研究建立与中型企业风险特点和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形成梯度培育和周期闭环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型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重新审视中型企业服务策略和工作方式，主动破解信息不对称，在建立可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信贷支持路径上下功夫，确保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不断档。
借助数字技术力量健全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金融科技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深度重构金融生态。商业银行也在大力拥抱科技创新，借助数字技术力量，打造智能化、精细化的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体系。
巴曙松表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科技赋能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能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智能化融资服务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瞬间抓取企业的经营流水、纳税记录等多维度数据，自动生成风险评估报告，压缩审批周期，提高信贷投放效率。通过金融科技增强对民营企业信贷风险的定价能力。商业银行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更加精准的风险定价模型，结合企业的信用状况、行业前景等因素，为每一笔融资业务制定最合理的价格，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融资的可得性。此外，银行还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升级风控体系，形成覆盖“客户准入授信审批—贷后管理—风险处置”的全生命周期智能防控机制。
周道许表示，银行可以利用高效的自动化处理系统，大幅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提供线上支付、跨境结算、企业咨询等业务，拓宽服务渠道和覆盖面；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民营经济的经营状况、信用历史等进行深度分析，提升服务精确度；构建更加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提高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能力，确保金融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还能加快缓解“融资贵”难题。董希淼表示，银行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强化数字化经营管理，优化业务流程，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和精细化管理能力，降低运营成本大牛配资，努力使民营企业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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